中國飲茶起源與發(fā)展|茶文化的搖籃
有人估計，兩人合抱的茶樹，其樹齡總在千年以上，大多應該都是戰(zhàn)國以前生長的茶樹，據(jù)此當可以肯定，“巴山、峽川”，無疑也是我國茶樹原始分布的一個中心。從上面巴人、蜀人移居四川前后住地的自然環(huán)境，我們可以清楚看出，不但巴人比蜀人有先期接觸和利用茶的條件或可能，而且在巴人和蜀人之間，只有巴人，才能夠在他們移居蜀境之前，就先有一個茶的發(fā)現(xiàn)和早期利用階段。
關于巴、蜀飲茶的先后，除他們移居四川前后住處的自然環(huán)境外，巴族、蜀族和神農傳說的關系，也頗能說明問題。因為，從現(xiàn)存的文獻來說，巴蜀茶史，都是飲茶的歷史，關于“神農以茶解毒”的茶的發(fā)現(xiàn)和藥用階段，至少是茶的最初利用歷史，似乎非發(fā)生巴蜀，而主要是四川境外發(fā)生的。
所以，巴人蜀人在四川境外與神農的傳說有無關系？也是認定他們何者先發(fā)現(xiàn)和利用茶的一種補證。順便說明一下，神農和炎帝，原本是二個不同的形象，在司馬遷《史記·封禪書》中，還是記為“神農封泰山，禪云云；炎帝封泰山，禪云云”，神農、炎帝還沒有混合，但大抵至西漢后期的有些著作中，就將神農和炎帝二個概念混淆和合二為一了。
其實，神農和炎帝作為人名，它不過是后人為感恩和禮拜肇創(chuàng)農業(yè)、醫(yī)藥等偉大功績追塑出來的一種偶像，或者是對某一時代、氏族的一種擬人化結果。神農既然是這樣一個非常復雜的概念，所以，我們查考的巴、蜀和神農的關系，也不是血緣或世系的關系，主要的還是看看這些傳說的產生和流傳，與這二個族的族源和生活過的地域有無聯(lián)系的問題。
對于神農傳說創(chuàng)始和流傳的民族或地域，我國史學界在解放前和解放后，也都有人作過專門研究。據(jù)傅斯年、蒙文通等著名學者考證，他們認為神農（炎帝）、共工、祝融等傳說，是源于或屬于南方的“江漢民族”。
這一意見，也代表了史學界的一般看法。“江漢民族”，有的稱為“苗蠻集團”，是對上古生活鄂西以至整個荊楚一帶少數(shù)民族的統(tǒng)稱；很明顯，也包括巴人的祖先在內。關于神農傳說源出江漢民族的看法，有人對我國上古文獻中的神農記述統(tǒng)計后指出，“在諸子百家中，《莊子》是一本最愛談神農的作品，一般認為，《莊子》是一本記敘楚地為主的書，所以，有關神農的傳說，也當是主要出之荊楚和流傳荊楚”。當然，對此也有持不同看法者，如徐旭生，就認定神農不屬南方苗蠻集團，而屬“西北方的華夏集團”。
對于上面二種說法，筆者通過查證有關神農和炎帝資料，結合荊楚大地上留傳有最多的神農和炎帝遺跡，特別從神農與茶的有關傳說等等來定，我們認為把神農稱之為是“華復集團”，不免虛妄。所以，從這一角度來說，如果神農傳說與發(fā)源西北的蜀族無關，而主要出之和流傳于江漢民族的話，那么，巴蜀二族，也只有巴人才能把他們飲用茶葉的歷史，和遠古“發(fā)乎神農”的傳說聯(lián)接起來。另外，有關茗飲和藝茶巴先蜀后的證據(jù)，我們還可從有關史籍中找到某些線索。如《華陽國志·巴志》講到西周初年的情況時提到：“武王既克殷，以其宗姬于巴，爵之以子，……魚鹽銅鐵、丹漆茶蜜……皆納貢之。其果實之珍者，樹有荔支，蔓有辛蒟，園有芳蒻香茗，給客橙葵�！�
這里清楚記述到，在周初亡殷以后，巴蜀一些原始部族，一度也變成了宗周的封國，當?shù)爻霎a的茶葉，和魚鹽銅鐵等各種方物，悉數(shù)變成了“納貢”之品。而且明確指出，所進貢的茶葉，“園有芳蒻（竹）香茗”，不是采之野生，而是種之園林的茶樹。
對于這條史料，有人以西周沒有“子”的爵位，從而否定巴曾作為周的封國向周納貢的真實性。其實，周時巴有無成為周的封國，對于巴人可能向西周進獻過茶葉，并無多大決定意義。因為如《史記》中所說，不是武王克殷以后，而是在“伐紂滅殷”的孟津盟師大會之時，包括巴族在內的所謂“八百諸侯，不召自來”，周王在全國的宗主地位，實際就已經確立了。
當然，戰(zhàn)爭過程中的聯(lián)盟關系，并不會有戰(zhàn)后的臣屬和進獻關系與義務；但是，如《巴志》所說，“巴師勇銳，歌舞以凌殷人”，巴族這樣一個在滅殷戰(zhàn)爭中立有大功的盟友，周人在戰(zhàn)后至少亡殷后的頭幾年，不能不與巴保持一種禮尚往來的關系。
所以，《華陽國志》上列“茶蜜”一類方物，不是貢納，也當是巴人在西周初年與中原相互贈賜和交流的一種貨單。應該指出的是在巴蜀和巴人一起參加伐紂的部族，還有蜀人、庸、羌、?、微、盧、彭、#s煹鵲取5?牽?在《華陽國志》的這同一本書里，就只有《巴志》中提到西周初年貢有茶葉、園有香茗！當然，這不能反過來就說周初除巴以外，四川其他地方和民族就不知道飲茶和不會種茶。不是這樣情況，但這也多少說明，至少到夏末周初，在巴蜀飲茶、藝茶，還是以巴人為盛的局面。
這一點，我們從《華陽國志·蜀志》，也可得到較好說明。如其記說：“蜀王別封其弟葭萌于漢中，號苴候，名其邑曰葭萌”；這里反映二代蜀王，一個以“葭萌”名子，一個以弟名“葭萌”名邑，說明他們都極其尊崇葭萌。葭萌究竟是什么東西呢？明代楊慎作過考證：“葭萌，蜀郡名。萌音芒，方言蜀人謂茶曰葭萌，蓋以茶氏郡也�！�
楊慎對四川地名“葭萌”的這段釋文，只講了以茶名地一層意思，沒涉及歷史；如追溯其初，是蜀王先以茶名子，地名是以人名氏地而來的。那么，蜀王以茶氏名，以茶名地，又何以能夠說明飲茶、業(yè)茶巴先蜀后和以巴人為尤呢？這里需要指出，這時的蜀王不是蜀人，用現(xiàn)在的話說，大概是“蜀藉巴人”了。很明顯，要是蜀裔之王，就不會用苴號候。
因為“苴”也即是“巴”。唐司馬貞在《索隱》中注說：“苴，音巴，謂巴蜀之夷�！叭绻衍诤桶拖鄥^(qū)別的話，苴人大概是巴族移居四川以后繁衍出來的一支，是巴人的后裔。東巴西蜀，在巴人和蜀人移居四川之初，是一東一西，但后來慢慢繁衍發(fā)展，就相互滲透、交錯而居了。
所以，至少到戰(zhàn)國末年，巴人和蜀人長相雜居，互相融合的結果，他們的文化與族源的關系愈來愈疏，與地域的關系倒愈來愈密了。這也是這時苴人篡奪蜀王之后，不與巴親反與巴仇的原因。在我們解釋了苴人可以王蜀的可能性之后，我們對于上面蜀王以茶名人、名地的史實，也就撥開迷霧，隱約可以看出先前巴人尚茶重于蜀的印痕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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